院二代，特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出生或住在市二院里的孩子，当然，我忝列其中。

1959年4月17日，在老西门关岳庙街，原“血防所”的旧址上成立了“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”。为了建设医院，我的父母亲和所有的医学院、卫校的学生一样，陆续分配至此。1968年的农历正月初一，一个又瘦又小的女婴在二院妇产科诞生。听外婆说，我一出生就处于窒息状态，得亏了李惠如阿姨，几番人工呼吸加上几番拍打才有了生命顽强的我。于是，我与二院，二院与我就有了后来的故事……

“向阳院”的二三事

那时的宿舍区是一个大院，父母亲与同事比邻环绕而居。每天清晨，家家户户的大人们开始在院子里生煤炉，烧水，做早点。孩子们则个个端出小板凳，端坐在家门口读书、背书，有时还比一比音量。炊烟袅袅，书声朗朗，好一幅小城乐居图，它恰如一张淡淡的水墨丹青，至今仍定格在我的内心深处。

因为其乐融融，所以恬淡；因为相濡以沫，所以快乐满满，因此我们所在的大院又被称为 “向阳院”。现在的年轻人估计很少有人知道这确切的含义。那是70年代初期由居委会自封的民间组织，它不仅拥有管理、教育、调解之功能，更有闲暇时间丰富的文化生活。放学回来，周末休闲，大红姐、蓝萍姐就领着我们在院里演戏、唱歌、跳舞。玩得最多的还是跳皮筋，踢毽子。尤值得一提的是躲猫猫，作为生活在医院里的孩子，躲猫的地方与外面的孩子比很是大不同，不但躲的地方多，而且可躲进太平间，结果自然不说而知，胆小的我们除了在外面瞎叫唤，断断是不敢进去找的。

在我小升初的那个暑假，麻醉科孙阿姨的丈夫查老师（据说是金庸的亲戚），义务办了个英语学习班，就是现在的辅导班雏形吧。而后的初中三年，我有幸在班上担任英语课代表，莫不与查老师的启蒙有关。

因为多是异乡人，小伙伴们除了在院子里串门，也没亲戚走动。大家亲如兄弟姐妹，打打闹闹相伴长大。如今，当年的伙伴们，很多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，可我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“院二代”。如果说安庆一中雄琚在龙门口龙头的位置，那二院则是沾了一点点龙尾的光，使得二院一直有“人才辈出，文化底蕴深厚”的美誉。事实证明，良好的学风，过硬的文化底蕴，成就了一批批二院精英。这也是我们宿舍区做为“学区房”一房难求的原因吧。

二院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

文体活动，最直观的感受来自于我的父亲母亲。作为当年的文艺爱好者，二院的文体活动从来都少不了他俩。医院现在的停车场还保留着原先的风貌。而那时，他们下班后就在此打蓝球，乒乓球，院内经常有拔河比赛，接力比赛、大合唱比赛。作为“指挥家”的父亲和作为“歌唱家”的母亲珠联璧合，总为大外科拔得头筹，为此也垫定了他俩的感情基础。

如果说，方兴未艾的文体活动是普罗大众的业余之爱，那么，写歌谱曲就是业余之爱中的阳春白雪。1976年敬爱的周总理去世，由梁龙城主任作词、陈善富主任作曲的《怀念敬爱的周总理》唱响了大院内外；1995年为凝聚医院发展内力，加快医院发展步伐，老院长顾乐生作词、陈善富主任作曲的院歌《肩负起我们的责任》，响彻了医院上下。念曲劲歌不仅展现了他们多才多艺的一面，更是体现了那时人们的文化素养。

大院内除了吸引人的各类活动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一到天热，院制剂室每天发给每位职工自制汽水。那时母亲已从妇产科调到手术室，手术室里有大冰块，母亲就将汽水冰镇在上面。每每拿起它痛饮一番，那种“透心凉，心飞扬”的感觉，成了我偷偷炫耀的资本。医院的医生护士总是三班倒，那时没有过餐费一说，只是晚上手术超过12点，食堂会给每个人两个“溏心蛋”。一轮到父母亲值夜班，有了手术，我和弟弟怎么也不肯睡，就在食堂旁边转悠，盼着能吃上溏心蛋。母亲后来告诉我，那时有了一点好吃的，尽想着给孩子和老人，自己不舍得吃一口。“养儿方知父母恩”，心中装着“孝”与“爱”，才更懂得责任与奉献。

如今的二院，还是当初的那么大，但楼房长高了，人员增多了，业务扩大了，有了院三代、院四代。当然，他们今天的境遇、条件与院二代比已不能同日而语，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”，在他们的身上，仍然有着我们的影子，寄托着我们的期望，承载着我们的梦想。愿他们飞得更高、更远，不过，那根放飞风筝的细绳，还是连着二院这块养育我们的土地。

作者：沈文汇 组织人事科副主任